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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所料，7月份開始執行的社保繳費基數較去年相比再次上調，從目前已公布社保繳費基數的省市看，上調幅度在6.2%到12%之間。
雖說繳費基數的上調是以社會平均工資為衡量標準，但值得注意的是很多省份是按照在崗職工的平均工資為調整指標，這其中非私營單位和私營單位的工資水平和工資增長情況存在明顯差異，如此執行下去，社保繳費基數上調對私營單位的影響必將大于非私營單位。
這就理解了為何在連年上漲的社保基數下以及繳納完十余種稅款后，稅負之痛總會成為中國民營企業家心中邁不過去的那道坎。
早在2016年關于福耀集團董事長曹德旺投資10億元在美國建汽車玻璃廠的新聞就曾被媒體炒的沸沸揚揚，當時在國內外引發了強烈反響。
究其原因不過是相對于中國大陸，在美國生產汽車玻璃具有明顯的成本優勢。曹德旺表示，中國制造業的綜合稅負率比美國高了35%，在美國生產夾層玻璃成本比中國高4倍多，但總利潤還是會多10%。
曹德旺稱，“除了人力，中國什么都比美國貴”，并特別指出，中國制造業的成本太高，其綜合稅務比美國高35%，認為這是中國“現在制造業踟躕不前”的原因之一。
此言論一出，便將中國企業稅負問題推向了風口浪尖。
隨后，天津財經大學教授李煒光在其“中國民營企業稅負問題研究課題成果發布會”上更是直言，我國企業的實際稅費負擔過高，過高的稅負對企業意味著死亡，相應的稅率或可以叫“死亡稅率”。
于是“死亡稅率”的提法，也得到了眾多民營企業家的呼應。
三全創始人陳澤民呼吁國家能夠關注到這個問題，不能再雪上加霜了，如果好企業被拖垮了，經濟社會發展就沒有了后勁和動力，影響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娃哈哈集團董事長宗慶后則呼吁國家要有積極支持財政政策，對一些高新產業要在資金上予以支持，對于該被淘汰的企業，不要盲目貸款，對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要一視同仁，適當降低貸款的利率。
包括任澤平后來也出了一份報告，叫《中美稅負對比：中國稅負較重，減稅降成本》，這份報告里指出：中國企業的總稅率遠遠高于美國的總稅率，2016年中國為70%，美國為44%。
企業稅負問題一直是中國稅制改革的重點之一，隨著近日社保繳費基數的調整，對企業稅負這一問題的討論再度進入公眾視野。
一漲再漲的社保基數
社保基數是指員工在一個社保年度的社會保險繳費基數。它的計算是按照職工上一年度1月至12月的所有工資性收入所得的月平均額來進行確定，就是員工每月需要出資繳納社保的那部分金額。
一般而言，這一部分是由各省市社會平均工資的60%—300%為標準。
以北京為例，北京市2018年社保繳費工資的基數為8467元，社保繳費工資基數的上限定為25401元，即上年北京市職工月平均工資(8467元)的300%。這一數字對比2016年的7706元上漲了8.99%，增長了近9個百分點。
假設北京某企業員工的稅前工資是10000元，扣除22.2%的“五險一金”2223元，按九級累進稅率繳納個人所得稅之后，每月能夠拿到手的工資是7454元;
企業為個人繳納的“五險一金”比例為43.5%，即需繳納約4350元，那么企業的實際支出就是14350元，幾乎是個人到手金額的兩倍;
這就意味著企業和員工合計支付的“五險一金”比例高達65.7%，繳納的金額為6573元，相當于稅后工資7454元的88%。
此前，全國人大代表、通威集團董事局主席劉漢元就以指出，目前企業繳納的“五險一金”比例過高、負擔過重，不但影響了我國企業持續發展，也制約了員工薪酬增長。
劉漢元強調，近年來各地社保繳費基準每年都達到10%以上的剛性增長，超過了大多數企業盈利增長的速度。過高的企業稅負和社保費率已經讓企業倍感壓力,而繳費基數的剛性增長帶來的用人成本攀升，更是給企業的發展雪上加霜。
而且，高費基加高費率，使許多企業特別是中小微企業感到負擔沉重，難以承受。除了導致一些用人單位和員工不愿參保外，更嚴重是影響企業的正常生產經營，難以積累資金擴大再生產;阻礙員工實際工資水平的提高，導致企業員工的可支配收入減少;影響企業的用工制度。
于是為了避免為更多的員工繳納社會保險，一些企業熱衷于大量雇傭勞務派遣人員，甚至將長期用工“短工化”，這些做法都會對穩定的用工制度產生消極的影響，最終受損的還是企業和員工本身。
雪上加霜的統一征繳
近日，《國稅地稅征管體制改革方案》出爐，明確從明年1月1日起，各項社保費將交由稅務部門統一征收。
這就意味著工資有多少就要上多少社保和個稅!
過去，個稅和社保是由稅務和社保兩個部門分別征收，單位在向社保部門申報社保繳費基數時，私下搞點小動作是很常見的，“低繳”是業界公開的秘密。
就是說，雖然每個人的工資條上，每月都會被扣掉一部分社保費用，但很多企業并未按照員工的實際收入進行繳費，大都是按照當地社會保險繳費標準的下限進行繳費，而改革之后這種操作就沒有多少空間了。
畢竟之前稅局要把社保信息和交個稅的工資比對起來有困難!現在個稅是自己的，社保也是自己的，比對困難的問題也就不存在了。
雖說此舉保證了企業員工養老待遇的提高和各地養老金的積累，但對于一批中小微企業來說無疑會是用工成本的再一次提高。
這次我們以月薪一萬元的上海員工為例，2018年度上海市職工社會保險繳費標準的下限為4279元，按照該基數需要繳納的五險金額為449元{4279*(8%+2%+0.5%)}，社保費交由稅務部門統一征繳后，需要按照1萬元的實際工資進行繳納，也就是1050元{10000*(8%+2%+0.5%)}，前后相差近601元。
人社部數據顯示，目前“五險”的企業負擔為28.25%，也就是說，企業的前后差距會更大。
看來“老板比你想象中更難，比你想象中給你的更多”此話將不再是雞湯，而是事實了。
社保費率高，企業盼減負
其實近年來，企業所面臨的人力成本過高問題已經飽受詬病。
此前，我國養老、醫療、失業、工傷、生育五項社保的繳費比例，企業為29.8%(包括養老20%、醫療6%、失業2%、工傷1%、生育0.8%)，個人已經達到11%左右，合計超過了工資的40%。
2016年雖然調整了部分險種的繳費費率，但下降幅度并不大，例如繳費占最大頭的養老保險，單位繳費費率從20%下降到19%，只下降了一個百分點，還是讓企業覺得降低比例太少，減負作用有限。
“現在經濟形勢不好，企業本來就挺困難的，以前把社保做低了，也是沒辦法的事情。企業算工資，一般說的都是稅前的，可員工算工資，一般都是指實際拿到手的。
假如一個員工到手的工資有一萬多，那企業實際付出的可遠遠不止這個數，大概要一萬六七的樣子，很大一部分都是稅、住房公積金和社保的費用。現在缺人缺得厲害，卻不敢招人，就是因為人力成本實在太高了，招不起、不敢招。”
一家人力資源公司的經理李先生表示，大家當然希望所有的事情都能合規合法，企業也不用冒著被查的風險，但希望政府部門也能體諒一下企業的難處，減輕一下企業的負擔。
小微企業是市場活力的重要組成，我們應當重視它們的聲音，切實減輕它們的負擔。
幾點辦法
今年兩會期間，針對以上問題，全國人大代表，通威集團董事局主席劉漢元便提出了自己的建議。主要有以下三點：
1、科學調整繳費標準，降低社保繳納比例
他建議采取靈活多樣的方法，對社保繳費比率有關規定進行調整和修訂，綜合考慮企業的承受能力、人口老齡化等因素，確定公平合理的繳費比率。
比如，按目前的社保收入增速及老齡化趨勢，預計我國在2030年會出現真正的社保缺口，建議利用好這段時間差，在有養老基金結余的地區，通過不同手段，迅速降低養老保險費率，企業繳費砍掉一半，從現在的20%降到10%，向西方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靠攏;
個人繳費比例同樣適當下調，階段性維持10年左右時間，此后視情況考慮是否嘗試性恢復。
在全球一體化和我國“一帶一路”戰略不斷推進的背景下，降低企業社保繳費比例，有助于減輕我國企業負擔，提升企業全球競爭力。
此外，降低社保繳費比后，還能激勵更多的企業和個人，尤其是低收入群體積極參加社保，企業也無必要再冒著風險去逃費，社保收入也能隨之增加。
2、建議增加各級財政中的社會保障支出
目前社會保障支出只占我國財政支出的12%-14%，低于我國社保“十二五”規劃中要求各級財政將社會保障支出比重提高到25%左右的目標，更遠低于西方國家30%至50%的比例。
因此，他提出從增進國民福利、促進社會公平、體現政府責任擔當的角度出發，建議中央和地方財政安排資金，將社會保障在各級財政支出中的比例增加到20%左右。
按2017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20萬億元計算，社會保障支出將提升至4萬億元左右，增加的1.5萬億元資金基本可以填補將企業養老保險繳費比例由20%降至10%出現的缺口，有效降低企業負擔。
3、劃轉國有資本經營部分利潤充實社保基金
由于過去國企實行低工資制，但員工不用繳納社保，被壓低的那部分工資變成了企業利潤，成為了國有資本，一般認為現有的龐大國有資本中就含有過去員工的社保資金在內。
為能更好體現社會公平，補回歷史欠下的舊賬，理應用國有資本去彌補社保缺口，同時也讓全國人民共同享受到發展紅利。
因此，劉漢元代表建議每年直接劃轉20%-30%的國有資本經營利潤到社保基金。統計數據顯示，2017年我國國有資本實現利潤總額2.89萬億元，如劃撥20%-30%，將為社保基金補充5700-8600億元的資金，進一步減輕社保資金壓力。
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全國工商聯副主席謝經榮則建議，社保費率應根據經濟發展狀況及時作出調整，在經濟好的時候，可以有比較高的比率。
但在企業發展困難時，可以降一些比率，“一方面降低企業負擔，提高市場競爭力，同時增加勞動者當前的收入，提高消費比例。”
此外，他還提出，在確定社保繳費基數時，應充分考慮小微企業的情況。一般小微企業實際工資比社平工資要低。如果小微企業按社平工資繳納社保，負擔更重，占比更高。“所以我們建議對小微企業來講，應以企業實際平均工資為繳費基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