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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中國職工養老儲備指數發布:商業養老險稅優政策即將出臺,提高退休金繳費年限或為改革可選項。
鄭秉文稱,“我國商業性養老保險投保比例遠低于發達國家,其中一個很重要原因是稅收制度的制約,稅收優惠政策遲遲沒有出臺。”不過,據其透露,商業養老保險稅優政策即將出臺,時間預計在12月底。
在人口老齡化趨勢下,養老已經成為全社會共同關注的話題。11月29日,2015中國職工養老儲備指數大中城市報告正式對外發布。
所謂職工養老儲備,即職工在工作期間已經積累和即將積累的用于養老目的的各種權益、現金流和資產。“職工養老儲備”不僅取決于已經積累水平,更與養老金增值水平相關。
報告顯示,2015年中國職工養老儲備指數為59.7,接近評級基準第三檔(基本水平),表明基本滿足城市職工養老儲備要求,但存在較大的提升空間。具體來分析,一級指標(充足度、穩定度和認知度)中,穩定度最高,指數值為62.6;充足度次之,為59.2;認知度最低,為56.6。
其中,中國養老儲備指數反映出的行業、企業養老儲備指數不平衡;社會養老保險制度、企業年金制度和個人商業養老保險制度不協調等問題尤為突出。
對此,平安養老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杜永茂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建議,“未來,提升職工養老儲備可從三個方面著手:一是大幅增加企業提供的或個人自行購買的各種商業性保險和年金產品;二是重構家庭大類資產配置,降低銀行儲蓄和不動產偏好;三是要在現代保險快速發展的基礎上,推動全社會福利觀念的根本轉變,不能再過度依賴國家所提供的社會保障,而應該盡快倡導并形成市場福利主義,建立以市場為導向的新的福利體系和制度架構。”
鄭秉文認為,我國商業性養老保險投保比例遠低于發達國家,其中一個很重要原因是稅收制度的制約,稅收優惠政策遲遲沒有出臺。但他透露,商業養老保險稅優政策即將出臺,時間預計在12月底。
國企職工養老儲備指數最高
在分行業職工養老儲備指數中,“金融業”和“采礦業”最高,同為62.1。緊隨其后的是“房地產業”和“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測業”,分別為60.8和60.7。而“住宿和餐飲業”職工養老儲備指數最低,僅為57.4。
對此,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鄭秉文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職工養老儲備指數較高的‘金融業’和‘房地產業’主要得益于較高的收入水平,‘采礦業’和‘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測業’主要得益于較為完善的保障機制。職工養老儲備指數較低的‘住宿和餐飲業’等,可能與行業正規化程度較低且收入不穩定有關。”
具體到企業類型,職工養老儲備指數更是具有明顯差異。其中,最高的是國有企業,職工養老儲備指數為63.8。
報告分析稱,“這符合民眾對國有企業的通常認識,即國有企業員工不僅具有較高的收入水平,而且工作相對穩定、其他保障措施相對到位,因此充足度和穩定度都高于其他類型企業員工。不過,國有企業社會競爭性并不充分,職工憂患意識相對缺乏,因此認知度較低。”
其次是外商投資的企業∕代表處和港、澳、臺商投資的企業,職工養老儲備指數分別為63.0和60.7,皆高于36個大中城市的平均水平;集體企業和其他類型內資企業(以民營企業為主)職工養老儲備指數最低,分別為59.5和56.1,影響了整體水平。
另外,不同規模的企業,職工養老儲備指數差異也比較明顯,但具有一定的規律性。對10000人以下的企業來說,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大,職工養老儲備指數也相應增高,但對于10000人以上的企業而言,卻沒有繼續這一趨勢,“原因可能在于線下調查有相當比例的受訪者屬于大型制造企業的一般職工,從而影響了相應人的指數數值。”
社保三支柱模式不相協調
三足鼎立的局面,遲遲沒有出現在中國社保三支柱模式中。
從調查情況來看,基本養老保險的繳費密度在80%及以上職工占到了樣本量的45.1%,而只有9.2%的職工沒有參加基本養老保險,平均繳費密度為73.2%。
報告表示,“目前,基本養老保險從制度上已經全覆蓋,而且參保人數在持續增長,距離參保全覆蓋的目標越來越近,當然難度也越來越大。從調查中發現,覆蓋程度最低的主要是年輕人,因此政策選擇上應該向這些人傾斜,比如通過改革強化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激勵性,增加企業為職工參保繳費的積極性,從而進一步提高年輕人的覆蓋率。”
然而,在全部調查樣本中,參加企業年金計劃的職工人數比例僅為35.5,其中線上調查數據顯示為34.7%。報告分析,“雖然這一數據由于樣本的局限性顯然高估,但不爭的事實是中國企業年金發展嚴重滯后。可以說,加快發展企業年金應該成為應對人口老齡化的重要舉措,但短時間內似乎難以破題也是不爭的事實。”
個人商業養老保險也是養老保障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從調查結果上來看,41.3%的受訪者已經購買了個人商業養老保險,其中線上調查結果顯示這一比例為45.2%,均高于企業年金計劃的參保率。報告認為,“基于中國的發展階段和現實情況,這一結果較為理想,當然與調查對象的特殊性有一定關系,但就長期而言,進一步發展個人商業養老保險不僅是形勢所迫,而且其具有較大潛在空間。”
對于以上結果,一位不愿具名的養老險公司人士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坦言,“我們國家構建社會保險制度、企業年金制度和個人商業養老保險制度的社保三支柱模式嚴重瘸腿。無論是從廣度,還是從深度來講,后兩項都難以稱之為支柱。在今后相當長的時間內,城鎮職工養老還將主要依靠國家基本養老制度即社保制度。”
在鄭秉文眼中,增加第二、三支柱的比重具有一定的緊迫性。如果第一支柱基本社會福利發生變動,費率和水平受到影響,顯然需要第二、三支柱替代,因此發展第二、三支柱是未雨綢繆。
他表示,“我國商業性養老保險投保比例遠低于發達國家,其中一個很重要原因是稅收制度的制約,稅收優惠政策遲遲沒有出臺。”不過,據其透露,商業養老保險稅優政策即將出臺,時間預計在12月底。
提高最低繳費年限或為改革新選項
人口老齡化已經成為全社會不可回避的重大轉折,尤其在中國,不僅“未富先老”,而且老齡化速度比所有發達國家相對都要快。因此,需要全體社會成員來承擔這種社會變遷的成本。那么,民眾最能接受政府采取的哪種措施來緩解人口老齡化帶來的養老金支付壓力呢?
通過調查發現,目前接受程度最高的是“提高社會基本養老保險繳費費率”,支持者高達29.2%,其次是“提高獲得退休金的最低繳費年限”,支持率為27.5%。與之對比,“延遲退休年齡”和“降低退休金”是最不能接受的選項,支持率僅為15.7%和2.4%。
對此報告分析,“‘提高社會基本養老保險繳費費率’不直接表現為個人負擔,而是由企業來承擔,是基于個人理性的選擇。但是,考慮繳費費率的提高必然帶動用工成本的增加,削弱中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并不具備集體理性,所以不足取。‘提高獲得退休金的最低繳費年限’則為改革提供了新的選項。‘延遲退休年齡’和‘降低退休金’支持率最低則是福利剛性的必然結果,尤其是后者,難以順利實施。因此對于延遲退休年齡需要通盤考慮,出臺方案一定要慎之又慎,但這并不否認延遲退休的必要性。”
值得一提的是,“養老金保值增值”成為職工最期望未來10年改革的內容,支持的比例高達26.0%,明顯高于其選項,說明職工對未來養老金能否足額發放最為關心。此前不久,國務院已經發布實施《基本養老保險基金投資管理辦法》,養老金市場化投資即將完全進入運作階段。
另外,報告提及,“不同國家、不同制度模式,政府、企業和個人所承擔的養老責任不盡相同。不過,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出現,政府的責任在下降卻是不爭的事實,關鍵是民眾是否能夠正確和理性看待這種變化或預期。”
調查數據顯示,職工對這種變化表示非常認同的為7.7%,較為認同的為17.5%,有一點認同的為23.8%,不太認同的為39.2%,非常不認同的為11.9%。